读易中天中华史系列

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

• 人类文明有三种类型：大陆农耕、游牧商贸、海洋工商。中华、伊斯兰、西方，则是这三种类型的三个代表。
• 苏美尔、埃及、哈拉巴、克里特、夏，再加上中美洲来历不明的奥尔梅克，便号称六大古代文明。
• 文明有意志，就像宇宙有目的。宇宙的目的就是人。文明的意志，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。
• 任何一种文明，都由三部分组成：方式、精神和价值。价值外化，就表现为精神。精神落实，就表现为方式。方式其表，精神居中，价值是内核，是为“文明三要素”。三大文明的次第辉煌，不过是“文明结构”的层层展示和打开。
• 中华文明的特点，就是“以祖宗代上帝，以圣人代神祇，以道德代法治，以纲常代信仰”。由此体现出来的，则是人本精神、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。这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。

祖先

• 人类文明的标志，是国家的诞生；人类社会的发展，则有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。简单地说，是从分散的、弱小的、各自谋生的小族群，通过迁徙、兼并、繁衍和扩容，由点到面，到片，到圈，到国。国就是国家。国家之前是部落联盟，这就是圈；圈之前是部落，这就是片；片之前是氏族，这就是面；面之前是原始群，这就是点。这些类型，是组织形式和社会形态，也是历史阶段，因此都该有神话传说中的代表人物。比方说，代表国家诞生的是夏启，代表部落联盟的是尧舜，代表部落的是炎黄，代表父系氏族和母系氏族的则分别是伏羲和女娲。
• 夏娃代表原始群，意义是“从猿到人”，形象表现为裸猿；女娲代表母系氏族，意义是“从自然到文化”，形象表现为鱼、蛙、月亮；伏羲代表父系氏族，意义是“从母爱到男权”，形象表现为鸟、蛇、太阳。
• 女娲代表母系氏族，伏羲代表父系氏族，炎帝代表早期部落，黄帝代表晚期部落，尧舜代表部落联盟。
• 姓与氏有三大区别：姓属母系，氏归父系；姓为先有，氏则后来；姓别婚姻，氏别贵贱。
• 姓表示的是所生之族，氏才表示所居之地。

国家

• 安全与自由，就像公平与效率，是一对矛盾。侧重点不同，选择就会两样。更看重自由的，选择民主制；更看重安全的，选择君主制。
• 经济独立的结果，是人格的独立；人格独立的结果，则是意志的自由。
• 人类文化发生的次序，就是从工具到巫术，再到科学、宗教、哲学、艺术。
• 哲学是对超现实超经验之抽象问题的思考，宗教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神秘存在的相信。
• 宗教能给人们什么：第一是“安全感”，因为有神的保佑和庇护。第二是“自由感”，因为真正的信仰只能发自内心。第三就是“身份认同”。
• 文明一旦诞生，巫术就功成身退。希腊人把它变成科学，印度人把它变成宗教，中国人把它变成礼乐。
• 其他民族依靠宗教去实现的功能，在中国就靠礼乐来完成。礼的任务是维持秩序，给我们安全感；乐的作用是保证和谐，给我们自由感；中华民族独有的礼乐文明，则帮我们实现身份认同。
• 国家一旦诞生，图腾就鞠躬谢幕。埃及人把它变成神，罗马人把它变成法，中国人把它变成祖宗。
• 航海让人体会到自由，殖民让人懂得了独立，经商让人学会了平等。平等就不容专制，独立就需要互利，自由就必须有法可依。独立、自由、平等的结果，势必是民主、共和、宪政，是“契约治国”和“权力制衡”。

奠基者

• 礼的本质就是序，秩序。因此，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，即“礼制”。必须被应用于政治，即“礼治”。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，即“礼教”。
• 因为“君权天授”，所以要“以人为本”；因为以人为本，所以要“以德治国”；因为以德治国，所以要“以礼维持秩序，以乐保证和谐”。天授是旗帜，人本是纲领，德治是“一个中心”，礼乐是“两个基本点”。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，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——井田、封建、宗法、礼乐。井田是经济制度，封建是政治制度，宗法是社会制度，礼乐是文化制度。井田“顾民生”，封建“从民意”，宗法“敦民俗”，礼乐“安民心”。
• 西方是个体意识，中华是群体意识。
• “天人合一归于人，知行合一践于行，礼乐合一成于乐”。这样说，才能完整地表述我们民族的人本精神、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。

青春志

• 《楚辞·九歌》十一篇，原本都是沅湘流域人民祭祀时，唱给神听的。其中，《东皇太一》祭祀上帝，《云中君》祭祀云神，《大司命》祭祀生命之神，《少司命》祭祀生育之神，《东君》祭祀太阳神。这些是天神。《湘君》和《湘夫人》祭祀湘水之神，《河伯》祭祀黄河之神，《山鬼》祭祀巫山神女。这些是地祇。《国殇》祭祀阵亡将士，这是人鬼。天神、地祇、人鬼，全都有。至于《礼魂》，是送神曲。
• 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和民族，都有自己的童年和少年，也有自己的初恋和失恋。从西周、东周到春秋，就是我们民族的“少年时代”。那时候的人，是有着真性情、真血气的，因此有情有义，敢爱敢恨。这才有杀身成仁的刺客，追求真爱的情人，义无反顾的战士，忠贞不贰的臣子，力挽狂澜的世界，以及人情味十足的鬼神。

从春秋到战国

• 从西周到东周，我们民族实行的是“邦国制度”。邦国来自封建。封建，就是天子“封邦建国”，诸侯“封土立家”。具体地说，就是天子把天下划为几十个单位，封给诸侯。由此建立起来的，叫国，也叫邦国。诸侯又进行再分配，把国分成若干块，封给大夫。由此建立起来的，叫家，也叫采邑。这就叫封建。
• 商鞅的政治体制改革，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句话：废领主制，行地主制；废封建制，行郡县制；废世袭制，行任命制。变法的实际意义，则是中央集权。这是秦国改革的重中之重。

百家争鸣

• 儒、墨、道、法、名、杂、农、阴阳、纵横、小说十家，因此又叫九流十家，也叫诸子百家。
• 孟子与韩非，是民权与君权。孟子捍卫民权，韩非保护君权。墨子与杨朱，是公权与私权。墨子主张公权，杨朱维护私权。
• 原因就在我们历史上的所有制，既非公有（公共所有），又非私有（个人所有），而是家有（家庭所有，或家族所有）。没有私产（个人财产），哪有私权（个人权利）？因此我们的文化内核，必然是“群体意识”。在这样一种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中，讲公权就政治正确，讲私权则难免风险。于是，我们就不敢讲，不想讲，甚至不会讲了。
• 其实回顾一下诸子的争鸣，我们就会发现，所有的质疑和争辩，都没有超出世俗生活的范围，这就跟同为轴心时代的其他民族思想家颇为不同。面对苦难，犹太先知和释迦牟尼超越了尘世；面对自然，古希腊哲学家走向了思辨。他们都在追问人的终极存在，追问世界的起源和本原。这是先秦诸子不关心的。显然，我们的文明即便在她思想最活跃的时代，也缺失了宗教和科学这两个向度。

秦并天下

• 商鞅变法的核心思想，就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。简单地说，就是废领主制，行地主制；废封建制，行郡县制；废世袭制，行任命制。废领主制，原先隶属于贵族的臣民直属中央，人民就是国君的。废封建制，卿大夫的采邑变成郡县，土地就是国君的。废世袭制，所有的官员都由中央任命，权力就是国君的。土地、人民和权力都集中到国君手里，当然是集权。
• 我们民族的文明三千年不中断，文字的作用功不可没。从甲骨到金文，从周篆到秦篆，从篆书到隶书，陈陈相因，一脉相承。于是商文化延续为周文化，周文化延续为秦文化，秦文化延续为汉文化。承上启下的，正是秦始皇的“书同文”。书同文的结果，是一个更大民族的诞生。这个民族就是汉。汉族，是华夏民族的升级版。她的形成，却其实开始于秦。
• 秦始皇的三大革命：称皇帝，反封建，大一统。
• 部落国家，是比较典型的武力社会；希腊城邦，是不太成熟的财力社会；华夏邦国，则是尚待完成的权力社会。
• 农业民族对集权有一种渴望。
• 帝国，是权力社会的成熟形式和典型形式。帝国的缔造者原本就是军事集团。军事集团最喜欢权力集中和领袖独裁，因为非如此不能克敌制胜。所以，权力社会的统治者无不集权，也无不把建立和掌握军队当作头等大事。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，自己凭借武力夺取的，也很容易被别人用武力夺去。
• 小国寡民，才有可能或者直接民主（希腊），或者直接君主（华夏）。一旦变成领土国家，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就只能实行“议员代表民意”的代议制，或“官员代理王权”的代理制。大国行民主，只能是联邦；大国行君主，则势必要集权。
• 专制未必都独裁。有开明专制，有集体专制。西汉初年就是开明专制，唐宋两代就是集体专制。既专制又独裁，要到朱元璋以后。
• 帝国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的分量很重。它历时长达两千一百三十二年，是三千七百年的大约十分之六。之前的战国，是邦国向帝国的转变阶段。战国之前，西周、东周、春秋，是邦国时代。西周之前，是早期国家时代，其中商是部落国家联盟，夏是部落国家。再往前追溯，所谓“三皇五帝”是在史前史，不在文明史。
• 通过战争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大帝国，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。不同的是，我们民族在帝国之前还有过邦国。邦国制度是中国人的独创，正如城邦制度是希腊人的发明。邦国与城邦的明显区别，也包括东周列国与印度列国的区别，以及与西亚的区别，就在于各邦国之上，还有一个“天下共主”，这就是周王国和周天子。这样一个“莫非王土”的天下，以及“奉天承运”的天子，是世界其他民族在“前帝国时代”所没有的，更是城邦制度的希腊没有的，堪称独一无二。结果是什么呢？与亚述帝国、波斯帝国、孔雀帝国等等相比，中华帝国更具有法理上和心理上的正当性。是的，天子原本就有，也必须有。战国无天子，天下就争战不休，乱作一团。帝国的诞生，无非是把天子从周天子变成了秦始皇，或者汉高祖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于是，看起来处处相反的邦国制度，反倒成了帝国的奠基石和铺路石。中华帝国，也因此而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帝国都要成熟，都要更像帝国。这是幸呢，还是不幸？这是命运，还是选择？

汉武的帝国

• 儒家奉献知识忠诚，帝国开放官位俸禄；儒家谋取了生存空间，帝国得到了国家栋梁；儒家获得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，帝国则把它变成自己的统治工具。
• 两河流域文明的兴起，是从南到北的。最早出现的是苏美尔城邦，时间在我们的神话时代；然后是阿卡德王国，时间在我们的尧舜时代；然后是巴比伦王国，时间在我们的夏。亚述崛起时，我们已是东周。

两汉两罗马

• 君主制的中国叫天下。君主制的罗马叫公社。天下的治权来自上天。公社的治权来自人民。权力来源不同，授权方式也不同。在中华，邦国时代是上天授权天子，天子分封诸侯，诸侯分封大夫；帝国时代，则是上天授权天子，官员代理皇权。结果，封建制的天下分崩离析，郡县制的帝国治乱循环。王政时代的罗马就不会这样，因为他们理顺了关系。权力主体：罗马人民。权力机关：人民大会。决策机关：元老院。执行机关：罗马王。作为君主制，这已经很不错了。至少，权力在理论上属于人民。
• 制度固然重要，却不是最重要的，也不是决定性的，更重要的是人与制度的关系。这种关系包括三个方面：一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国情和民意，二是这种制度是否符合文化传统，三是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否能够与之融为一体。合则成，不合则败。
• 执政官、元老院和人民大会，分别对应着君主制、贵族制和民主制。
• 中华却由邦国而帝国，罗马则由共和国而帝国。中华是礼，罗马是法。中国人以德治国，诸神必须道貌岸然。罗马人以法治国，便会坦然承认欲望的合理。
• 信仰就是对超自然、超世俗之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。这里面有三个条件：第一，相信；第二，坚决相信；第三，相信的对象既不属于自然界，也不属于人类社会，这就叫超自然、超世俗。有鬼神未必有宗教，有崇拜未必有信仰。神话可能是宗教的源头，崇拜也可能是信仰的起点。崇拜从此变成了信仰。这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理念，也是所有一神教的共同基础。
• 什么是佛祖的初衷？建立一种人生的哲学、智慧和境界，而且是可以通过每个人的努力来获得的。获得的方式很多，比如学习、修持或领悟，但都不是信仰，因为没有那个超自然、超世俗的存在，更没有对这个存在坚定不移的相信。佛教带给我们的，不是信仰，而是觉悟。
• 巫术是一种原始文化，因此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要变身。比方说，在希腊变成科学，在印度变成宗教，在中国变成礼乐，在全世界变成艺术。

三国纪

• 贵族、士族、庶族，是地主阶级的三个阶层。邦国的统治阶级是领主阶级，帝国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。最适合帝国制度的是庶族地主。最接近邦国时代的则是贵族地主，承前启后的则是士族。所以，秦汉是贵族地主时代，隋唐和隋唐以后是庶族地主时代，二者之间的魏晋南北朝则是士族地主的时代。
• 垄断仕途，就占领了上层建筑；控制舆论，就掌握了意识形态；变成豪强，就把握了经济基础。长此以往，帝国迟早是士族集团的。
• 官渡之战不仅是两个利益集团的斗争，更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大决战。在社会地位上，是士族与寒族之争；在意识形态上，是儒家与法家之争。这里面没有调和的余地。袁绍胜，天下就是士族和儒家的；曹操胜，新政权和新秩序就将由寒族和法家来建立了。
• 曹操提供的正面经验是：士族并不可怕，非士族也能夺取天下。曹操提供的反面教训则是：士族的势力极大，只能利用，不能对抗。
• 诸葛亮和曹操都是法家，他们要建设的也都是高效廉洁的政府、公正清明的社会。但，公正就不能偏袒士族，高效就不能只看出身，廉洁就不能容忍贪腐，清明就不能允许霸道。所有这些，都跟士族地主阶级“垄断仕途，控制舆论，成为豪强”的三大特征格格不入，他们怎么会拥护？
• 魏、蜀、吴在本质上都是“非士族政权”，三家之主也均非士族，因此与士族阶级都有矛盾。斗争的结果，是曹魏放弃，孙吴妥协，蜀汉坚持。正因为坚持，所以蜀汉先亡。正因为放弃，所以曹魏也亡。正因为妥协，所以孙吴尚能苟延残喘，却也不得不亡。因为只有晋，才是完全彻底的士族地主阶级政权。
• 传统社会的中国人，其实是一直有梦的。第一个叫“大同梦”，也就是回到部落时代。第二个叫“小康梦”，也就是回到邦国时代。这两个梦都实现不了，就开始做“治世梦”。这是帝国时代的“中国梦”。治世梦也包括三个内容。首先是希望有一个仁慈而明智的好皇帝，这就是“圣君梦”。其次是希望各级官员清正廉洁，这就是“清官梦”。如果圣君和清官都指望不上，则希望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这就是“侠客梦”。
• 作为农业民族，或者说，作为非商业民族，我们没有契约精神，没有法治观念，没有公民意识。结果，就只有君臣父子、纲常伦理和江湖义气。
• 历史有大趋势，也有小插曲。大趋势就是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终将由贵族地主（秦汉）变成士族地主（魏晋南北朝），最后变成庶族地主（隋唐以后）。小插曲则是秦汉与两晋之间，三个“非士族政权”的同时并立。这就是三国。

魏晋风度

• 君臣共治是东晋一朝的特色，只不过东晋政治虽有“虚君共和”的意味，却没有制度和法律的保障。因此东晋政治之乱并不亚于西晋，只不过西晋是皇室与皇室斗，东晋是皇室与权臣争。
• 玄学是魏晋时期思想文化的标志性成果，玄学家主张的则是清谈或玄谈。顾名思义，其特征并不难想见：远离政治，回避现实，无关道德，蔑视俗务，只关心高深玄远的理论问题，向往超凡脱俗的高雅生活。这是一种真正理性和思辨的纯粹哲学。
• 魏晋之乱，首先在人心。乱世出英雄，也出思想。事实上，正如有春秋战国的礼坏乐崩，才有百家争鸣；有汉末以后的腐朽溃烂，也才有魏晋风度。不同的是，百家争鸣备受推崇，魏晋风度却褒贬不一。
• 东汉更重道德而魏晋更重审美。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转折，人与自然的关系从道德和政治的一变而为审美的，由此产生的文明成果则是山水画和山水诗。尽管它们要到隋唐以后才蔚为大观，但东晋却无疑在观念上开启了先河。
• 魏晋是一个唯美的时代，魏晋的哲学是玄学，玄学的表现是清谈。当他们不再将自然界道德化和政治化以后，发展起来的便是自然科学以外的两种精神文明。这就是哲学和艺术。
• 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？借用康德的术语，儒学是“实践理性”的，玄学是“纯粹理性”的。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，比如政治和伦理，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。实际上玄学之“玄”，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。比方说，世界的本体是什么，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。玄学形而上，儒学形而下。很清楚，儒学最终要做，玄学却只需要说。
• 真性情，美仪容，尚自然，爱智慧，重门第，所有这些加起来，也许便是魏晋风度。在一个不真实的时代追求真实，这本身就是悖论。因此魏晋对核心价值的种种追求，就只能变态畸形，充满了纠结。魏晋的时代特征就是充满矛盾：漂亮又丑陋，清高又贪婪，潇洒又势利，高雅又庸俗，真实又虚伪。这就像西方人看不懂的日本人：好斗又温和，喜新又守旧，崇尚武力又极其爱美，倨傲自尊又彬彬有礼。
• 中华之有士族，正如欧洲之有骑士，日本之有武士。他们都是相对独立的阶层，圈子意识很强，有自己的一整套价值体系、行为规范、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。魏晋的士族，与欧洲的骑士、日本的武士又是不同的。后者更在意的是自己的个人身份和职业标志，士族却相当看重家族的地位、血脉和传统。由是之故，骑士离开军团即为剑客，武士失去宗主便成浪人，魏晋之士如果出身寒门，或家道中落，那就什么都不是。 于是士族的独立，就无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。
• 春秋战国动荡的结果，是产生了第一帝国（秦汉）和汉文明。魏晋南北朝动荡的结果，则是产生了第二帝国（隋唐）和唐文明。
• 周的差错在制度，汉的麻烦在文化。因此春秋战国以后，诞生的便是新制度。魏晋南北朝以后，诞生的则是新文化。与汉文明相比，唐文明更具有开放性和兼容性。
• 独尊的思想和思想的独尊，岂非可以不要？当然。如果是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，就不会有；如果是法治健全的现代国家，就不需要。由农业民族建立的统一大帝国，却不能没有政治和思想的权威。一旦失去，就会人心涣散，国家分裂，变成一盘散沙。

南朝北朝

• 南朝包括宋、齐、梁、陈，北朝包括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和北周。
• 正是宗教而非其他，最鲜明地体现出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，秦汉文明与隋唐文明的分野，是中华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。
• 目的不同，方法和途径也不同。比如道教讲守一，佛教讲禅定，都要求精神的专一和专注，看起来很像，其实不同。简单地说，守一是为了防止精气神扩散和泄漏，从而保证长生不老。禅定却是要集中精力观想某个特定对象（比如莲花或诸佛），这样才能获得最高智慧。 显然，守一是养生，禅定是修心。 所以，佛教讲定慧双运，道教讲性命双修。
• 事实上禅宗之所以诞生，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必须中国化。儒学化的禅宗是中国化的第三步，玄学化的般若学是第二步，巫术化的浮屠道则是第一步。
• 四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这样来概括：统一的大帝国一分为三，这就是三国。短暂统一之后再次大分裂，这就是魏晋十六国。然后是四分五裂变成南北对峙，这就是南北朝。最后是西方战胜东方，北方统一南方，诞生新的中华大帝国。
• 北方的问题在民族，南方的问题在阶级。

隋唐定局

• 隋与秦堪称难兄难弟——都开创了统一的局面，也都是二世而亡，还都是前有长时间的动荡和战乱（春秋战国五百年，汉末魏晋南北朝四百年），后有强大兴盛的世界大帝国（汉四百多年，唐接近三百年），而且后面两个统一王朝都曾经断裂，汉有新莽，唐有武周，可谓惊人地相似。
• 两千年表现为两种趋势。大体上说，上半段是先进行制度创新（秦和隋），然后变成世界帝国（汉和唐）；下半段则是先进行制度改革（宋和明），走向糜烂之后再由少数民族政权（元和清）来输血和救场。也就是说，上半段是上坡路，下半段是下坡路，鼎盛与辉煌是在唐宋。唐宋是巅峰，也是分水岭。
• 上下两千年也可一分为四：第一帝国秦汉，四百四十一年；第二帝国隋唐，三百二十六年；第三帝国宋元，四百一十六年；第四帝国明清，五百四十三年。此外还有三百六十九年无法归类，只能“计划单列”。这三百六十九年，就是魏晋南北朝。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两汉以外任何朝代，统一时间之短相当于秦，政治制度和文化特质既不同于秦汉也不同于隋唐，社会形态和历史意义则接近于春秋战国。也就是说，魏晋南北朝跟春秋战国一样，是在为新制度和新时代做准备。
• 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早熟的农业民族中，以及在这片广袤而又开阔的农耕土地上，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政治，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。我们只能选择君主制，并从“三级分权”的邦国制（封建制）走向“中央集权”的帝国制。 在此前提下，开明专制便是理想。
• 官员治国，就是皇帝高高在上只做元首，代表国家的统一和主权，所有的政务都交给官僚集团打理。这是儒家的理想。官员代理则是皇帝直接行使治权，官员充当代理人和执行人。这是法家的主张。
• 历史学家已经发现，一个王朝和国家，越是政权不稳统治动摇，就越是对内拼命钳制，对外顽固排斥。相反，如果相信自己的政权稳如泰山，自己的文化浩如沧海，那就会打开所有的门窗，对外来文化一视同仁地照单全收。

禅宗兴起

• 实际上君士坦丁推崇基督教，看重的不是教义，而是它主张一神崇拜。这种单纯的性质正是大一统帝国需要的。这就正如汉帝国独尊儒术并非多么喜欢儒学，只不过儒家学说更适合成为统一帝国的统一思想。
• 不能说君士坦丁的选择没有道理。事实上，异教徒们很快就发现了基督教的过人之处：崇高的精神、纯净的心灵和严谨的组织，以及坚定不移的信仰。基督徒的行为举止也令人尊敬。他们扶贫济困，宽恕敌人，勇于殉道，尊重妇女并唾弃背叛。所有这些，都来自他们唯一之主的教导。
• 由商道而非河流创造历史，正是伊斯兰文明的独特之处。种种奥秘，可谓尽在其中。既不同于主要是政治中心的中国都邑，也不同于主要是商业中心的希腊城邦。由此诞生出来的，当然就既不可能是中国式的大陆农耕文明，也不可能是希腊式的海洋工商文明，而只能是二者之外的第三种——游牧商贸文明。
•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，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。不同的是，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，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。净土宗仍有问题。 最大的问题，是不能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，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。
• 顿悟和渐悟，是南北宗根本分歧所在。
• 佛教关心的不是善恶，也不是美丑，而是觉悟与不觉悟，也就是悟与迷。因为佛的本义就是觉悟，佛陀则是觉悟了的人。相反，不觉悟，未能觉悟，不肯觉悟，那就是众生。迷即佛众生，悟即众生佛。
• 自我否定之后的佛教站稳了脚跟。与此同时，它也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，不再是外来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，而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。儒学化的佛教就是禅宗。
• 道教能够成立，自然有它的道理，也有它的优点，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具有中国特色。比方说，食人间烟火，修现世功德，讲修身养性，求长生不老。这些都非常符合华夏文明的现实精神，何况道教的养生之道也不乏技术含量。

TODO 女皇武则天

TODO 安史之乱

TODO 大宋革新

TODO 王安石变法